康应乾想去南昌，与刘招孙互为奥援，在江西官场大展宏图。
这当然是痴心妄想。
万历一朝，江西地方宗族士绅之强大，丝毫不比江南东林、西南土司逊色。
赣地民风彪悍，有目共睹。
万历二十八年，朱翊钧派矿档潘相、李道前往江西，差点被当地人打死。
刘綎在四川平乱时，和土司秦家颇有渊源，如果能去四川，拉一支白杆兵在成都种田，倒也不失为良策。
不过，他旋即打消了这个念想。
两年后的西南，将要爆发一场大规模叛乱——奢安之乱。
这场影响帝国西南十余年，消耗西南各省无数人力财力的叛乱，几乎与后金崛起同步，持续到崇祯年间。
大明陷入流贼、奢安、建奴三线作战的绝望境地。
刘招孙拼尽全力，却挡不住镶蓝旗，自然更挡不住努尔哈赤。
后金吞并辽东是大势所趋，不是一两个穿越者或者类似穿越者可以轻易改变的，无论他是刘招孙还是袁崇焕熊廷弼。
与庞大无意识的利益集团相比，个体的力量实在太过渺小，如凡人面对克苏鲁邪神，尽管后者混沌无意识，然而弹指一挥便可让凡人灰飞烟灭。
萨尔浒之战，对明廷来说，不过是一次寻常的边境溃败——大明一直在溃败中——所以当时对帝国并没有造成多大的震动。
只是，沈阳失陷后，帝国资源源源不断投向辽东，本以为东事可以就此结束。没想到，最后辽东成了个无底洞。
辽饷，这个帝国终结者便在这种情况下产生。
万历四十六年，为筹措辽东战事，辽东军饷骤增300万两，万历皇帝虽有百万内帑，但出于对全体臣工的不信任，最终一毛不拔。于是户部加征饷银，每亩加派3厘5毫，共增加赋银200多万两。
从此辽饷便成为定制，天启初年，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
崇祯四年(1631)，将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银六百六十七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
辽饷加派，平均到全国每亩土地上，其实增加的并不多，然而到地方官吏手上，便有了各种上下其手的机会。
在地方官员合理运作下，最后落地的辽饷征收，和朝廷制定的额度相比，能暴涨十倍甚至百倍。
万历之前，士绅群体还需缴纳部分钱粮（虽然往往恶意拖欠），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士绅索性不交了。
然而辽东还在打仗，丘八们都在要钱，不给就是兵变、闹饷，地方官便很有觉悟的将这些原本由士绅豪强赋税转嫁到无权无势的小民身上。
因此大量自耕农纷纷破产，化为流民饥民。
天启崇祯年间席卷陕西河南等地的流民浪潮，根源便在此处。
从万历四十七年到崇祯十七年，二十多年间，每年动辄三四百万的辽饷不知养肥了多少官僚，户部尚书毕自严曾说：
“即令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晚明之后，朝中为官者多是南方人，无论浙党、楚党、东林党，在政策制定、实施层面都是以南方利益为主。收这些人的税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只有再辛苦辛苦百姓，才能维持生活。
刘招孙看得明白，晚明各种乱象的症结在于辽饷。
辽饷这种欺上瞒下，全员贪腐的问题，属于体制性弊端，就是张居正、雍正帝这样的人物无力也无心去纠正。
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掉制造问题的人。
他计划先留在辽东，像其他军头那样，吃一波辽饷红利再说。
如后来占据皮岛的毛文龙、退守锦州的祖大寿、盘踞山海关的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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